这篇专文指出，林语堂在演讲中所谓新发现曹雪芹手写手订本，应是在曹雪芹过世九十年后，咸丰年间由杨继振（字又云）题署重订的一个本子。专文刊出后，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赵冈亦投书，观点与葛、严两位先生的专文不谋而合。
隔天，林语堂撰写长文为自己的论点辩护，他认为“己卯”和“乙卯”之争，只能将那些字放大照相，让读者评判；并称已请教过方家，仍认为就字形来看，“堇堇”比“莲公”合理。
笔仗来往数回，持续数月余，期间有其它研究者以不同方式印证“堇堇”之误。不过面对种种“指正”，林语堂仍坚持己见，最后则不了了之。此间评论者认为，比起林语堂过去论战因观点不同而起，这场红学论战，他则似乎显得失之大意。
此外，1968年的“思凡风波”，则是林语堂的另一件头痛事。
林语堂不止一次在媒体上提出关于佛教的评论。他略带讽刺的笔锋以及半开玩笑的文字，早引发卫道人士不满。他在一篇文章《论色即是空》，把吃迷幻药和佛家的“色即是空”的顿悟境界联系在一起，引起佛教人士抗议。尤其林语堂本身是基督徒，更在有意无意之间加入宗教冲突，无形中提高了冲突程度。
林语堂有回公开表示，在《红楼梦》中最欣赏干练有为的探春，唯独不爱怀春的妙玉；并说带发修行的妙玉是“色情狂的小尼姑”，无论对刘姥姥的嫌恶或是对宝玉的调情，都让人觉得虚伪与无知。他质疑，妙玉蕴藏满肚幽怨，又无法表达，形成了变态心理；对宝玉的另眼看待不但有调情之意，同时因怀春而走火入魔，更显示这个小尼姑耐不住寂寞。 这些极端个人化的评论形诸文字，被台湾报刊转载后，引发一拨接一拨争议。
1968年10月11日，林语堂在台北《中央日报》发表《〈尼姑思凡〉英译》，将民族戏曲《尼姑思凡》译成英文。林语堂表示，《尼姑思凡》代表经典以外的中国文学，充满人生味道，处处可见真情流露；历代给士大夫读的诗词文章，只求典赋绮丽、风雅蕴藉，内容却日渐贫乏干枯。
虽然林语堂是从文学与心理分析的角度，评析民族戏曲的文学技巧，但这种毫无避讳的谈法，触怒了台湾的佛教界与卫道人士，引发一场论战与批判。佛教团体不断致函林语堂抗议，质疑《尼姑思凡》含有黄色毒素；以中英对照宣扬广播，是在诋毁佛教，有害社会人心，违反政府提倡道德教育宗旨；要求林语堂为妄言道歉。
身为主角，林语堂自然不能幸免于难。不过风波不了了之后，他还是不改利笔，指“在台湾写文章真不容易”；又说，“无意伤及思凡的尼姑，看见一群和尚起来替尼姑抱不平，不亦快哉”，借以自嘲。
晚年曾因《京华烟云》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
在文学的创作上，林语堂主张文章须以“清楚通顺”为第一，不要求摩登，不要讲洋化。他认为新的八股和抽象的写作都要不得，创作必须口语化才能感人；必须跳出传统“做文章”的错误文学观，避免文藻堆砌，才能发挥“自然国语的力量”；要当作家，必须能够对时代起反应。外国文学他推崇的是英国文学，而英国文学的特色就是清楚通顺。
对于翻译，林语堂主张科学作品的翻译应以精确为首要，通顺次之；其它外文译成中文则以“清顺”为要。他有几部英文作品始终没有译成中文，主要也在于还没有找到能清楚通顺的译者。
与大多数中国文学家不同之处，林语堂旅居海外三十余年间，不但作品数量惊人且丰富，而且大部分是以英文写作的小说、传记、散文论着或中国名著的英译，这也让他成为海外知名度最高的中国文学家之一。
除《生活的艺术》（The Importance of Living）这本畅销书外，他的三大小说——《京华烟云》（Moment in Peking）、《风声鹤唳》（Leaf in the Storm）、《朱门》（The Vermilion Gate），也在美国洛阳纸贵。介绍中国和印度古代经典的《中国印度之智慧》（The Wisdom of China and India），更被美国的大学列为教科用书。林语堂说，他最偏爱的英文著作，是历时三年完成的《苏东坡传》（The Gay Genius，The Life and Times of Su Tungpo）。
隔天，林语堂撰写长文为自己的论点辩护，他认为“己卯”和“乙卯”之争，只能将那些字放大照相，让读者评判；并称已请教过方家，仍认为就字形来看，“堇堇”比“莲公”合理。
笔仗来往数回，持续数月余，期间有其它研究者以不同方式印证“堇堇”之误。不过面对种种“指正”，林语堂仍坚持己见，最后则不了了之。此间评论者认为，比起林语堂过去论战因观点不同而起，这场红学论战，他则似乎显得失之大意。
此外，1968年的“思凡风波”，则是林语堂的另一件头痛事。
林语堂不止一次在媒体上提出关于佛教的评论。他略带讽刺的笔锋以及半开玩笑的文字，早引发卫道人士不满。他在一篇文章《论色即是空》，把吃迷幻药和佛家的“色即是空”的顿悟境界联系在一起，引起佛教人士抗议。尤其林语堂本身是基督徒，更在有意无意之间加入宗教冲突，无形中提高了冲突程度。
林语堂有回公开表示，在《红楼梦》中最欣赏干练有为的探春，唯独不爱怀春的妙玉；并说带发修行的妙玉是“色情狂的小尼姑”，无论对刘姥姥的嫌恶或是对宝玉的调情，都让人觉得虚伪与无知。他质疑，妙玉蕴藏满肚幽怨，又无法表达，形成了变态心理；对宝玉的另眼看待不但有调情之意，同时因怀春而走火入魔，更显示这个小尼姑耐不住寂寞。 这些极端个人化的评论形诸文字，被台湾报刊转载后，引发一拨接一拨争议。
1968年10月11日，林语堂在台北《中央日报》发表《〈尼姑思凡〉英译》，将民族戏曲《尼姑思凡》译成英文。林语堂表示，《尼姑思凡》代表经典以外的中国文学，充满人生味道，处处可见真情流露；历代给士大夫读的诗词文章，只求典赋绮丽、风雅蕴藉，内容却日渐贫乏干枯。
虽然林语堂是从文学与心理分析的角度，评析民族戏曲的文学技巧，但这种毫无避讳的谈法，触怒了台湾的佛教界与卫道人士，引发一场论战与批判。佛教团体不断致函林语堂抗议，质疑《尼姑思凡》含有黄色毒素；以中英对照宣扬广播，是在诋毁佛教，有害社会人心，违反政府提倡道德教育宗旨；要求林语堂为妄言道歉。
身为主角，林语堂自然不能幸免于难。不过风波不了了之后，他还是不改利笔，指“在台湾写文章真不容易”；又说，“无意伤及思凡的尼姑，看见一群和尚起来替尼姑抱不平，不亦快哉”，借以自嘲。
晚年曾因《京华烟云》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
在文学的创作上，林语堂主张文章须以“清楚通顺”为第一，不要求摩登，不要讲洋化。他认为新的八股和抽象的写作都要不得，创作必须口语化才能感人；必须跳出传统“做文章”的错误文学观，避免文藻堆砌，才能发挥“自然国语的力量”；要当作家，必须能够对时代起反应。外国文学他推崇的是英国文学，而英国文学的特色就是清楚通顺。
对于翻译，林语堂主张科学作品的翻译应以精确为首要，通顺次之；其它外文译成中文则以“清顺”为要。他有几部英文作品始终没有译成中文，主要也在于还没有找到能清楚通顺的译者。
与大多数中国文学家不同之处，林语堂旅居海外三十余年间，不但作品数量惊人且丰富，而且大部分是以英文写作的小说、传记、散文论着或中国名著的英译，这也让他成为海外知名度最高的中国文学家之一。
除《生活的艺术》（The Importance of Living）这本畅销书外，他的三大小说——《京华烟云》（Moment in Peking）、《风声鹤唳》（Leaf in the Storm）、《朱门》（The Vermilion Gate），也在美国洛阳纸贵。介绍中国和印度古代经典的《中国印度之智慧》（The Wisdom of China and India），更被美国的大学列为教科用书。林语堂说，他最偏爱的英文著作，是历时三年完成的《苏东坡传》（The Gay Genius，The Life and Times of Su Tungpo）。